门外汉隔大半世纪看《十字街头》

最近了解到一部拍摄于1937年的老电影《十字街头》,导演沈西苓和演员赵丹都是电影史上的名人,研究电影的人应当十分熟悉,他们获得的评价也相当之高,然而对于我这样一个门外汉而言,我缺乏专业的了解,也没有由此而生的敬畏心。再者,我出生于90年代,距离这部电影的出产时间30年代,中间隔了大半世纪,大半世纪中国的社会经历了怎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迁呵,所以我是带着很大的隔膜去看待这部作品的,看待导演的处理、演员的表演方式和当时人的思维与言行。老实说,电影开始后,我时不时被逗笑,不是由于电影内容的喜剧效果,而是30年代青年文艺而幼稚的思维方式和言行举止。

这一点,我稍举几个例子,你们便会心领神会。首先,必须先了解的是,这部影片的几个角色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,来看看30年代的大学生是怎么思维和行动的。

【片段一】老赵一边拨动着吉他,一边劝解因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想投水自尽的小徐:“金钱、爱人、名誉跟地位,这一切我们是永远都遇不到的,你也用不着去想它,可是我总觉得我们还有一个使(si)命在,虽说我说不出这使命(si)是什么东西,但是我总觉得我们是有着这么一个使(si)命,在这个使(si)命还没有做到一丁点儿的时候,我们是不能够轻轻地把生命给抛弃掉的。”

老赵以当时并不十分标准略显滑稽的普通话,时而一本正经时而腼腆地说出这一段话,在我初听来,觉得十分可笑。但当我看至后来,以至写下这些的时候,我已经不觉得好笑,反而慢慢觉出一种可悲,那时候的大学生怀着某种自己也说不清的使命感,这种使命感指向的无疑不是个人,是时代的感召,然而他们个人的生存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却是艰难的,失业是常态,读书人落魄至乞讨,怀才而无法施展却还抱持一份朦胧的“使命感”。这不由令我想到历史上那么多空有一番抱负而又怀才不遇的读书人,感时忧国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不变的情绪,而他们实际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,显得可笑、可爱而又可悲。电影中的几个青年,最后大胆地向前走,影片暗示他们追随刘大个的步伐投身了革命,找到了使命感指引的正确方向,这是一部左翼片,给了我们一个乐观主义的结尾。

类似文艺腔、大道理的陈述,影片中还有很多。让我们暂时离开这些时代使命、人生命运一类的大话题,来看一些轻松的生活日常:

【片段二】老赵和杨小姐互相戏弄对方,在纸上画猪的图像,戏骂对方是猪,老赵将垃圾扔到一板之隔的杨小姐房间,以给对方“一点颜色看看”,口中常挂国骂“他妈的”……

这种种,让我觉得30年代的大学生,所谓知识分子,行为幼稚如孩童,表现出来的素质与大学生之身份也十分不匹配,一度引起我的反感。然而细想,“他妈的”和“卧槽”有何分别呢,前者是当时的“时尚”,好像也是现在的时尚,后者只不过改了个头面而已,脏话也成了文化之一部分,并有传承的历史。30年代的青年间的嬉笑打骂,如今看来形式上显得幼稚,然而本质上与当代并无不同,是青年之间情谊的表现罢了。

观影到后面,我从可笑之处反而品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,尤其是于隔膜中发现了上海这座城市大半世纪前后的相似性,其中最有意思的便是租房的问题。老赵和杨小姐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,也是上海这座大城市的异乡人,他们租住了同一个房子的前后屋,中间仅用几块板子隔起来,板子最上面是通的(所以老赵可以很便利地扔垃圾过去),这样的房屋结构与如今上海出租房的隔断何其相似,老赵和杨小姐不就是30年代的“蚁族”么,房东太太的前后屋,就是现今的群租房嘛。30年代金贵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着就业、群租、人生困惑的问题,21世纪不再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面临同样的问题,虽然时代境遇完全不同,可是这些问题却好像没有改变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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