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传统方式研究现代文学,饭碗不保了吗?——听会后记

刚过去的周末,我听了一场国际学术会议,内容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范式新探索,与会学者讨论的话题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,还涉及电影、美术、音乐、建筑、传媒等其他人文领域,还有关于农村建设,以个案实践改造农村这一似乎归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议题,最奇特的是甚至涉及自然科学领域,以生物学和物理学关照文学,认为某一自然科学理论冲击了文学想象,推动了文学的生产,文学创作随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调整自身,文学思想中包含了影响它的自然科学思想。文学研究似乎已不再是局限于文学本身的研究,而出现了打通各学科领域,跨越古今中外文化的研究趋势。

这一趋势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。王德威在为周蕾2008年出版的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》所作序言中早有提及:

90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早已经离开传统文本定义,成为多元、跨科技的操作。已有的成绩至少包括电影(张英进、张真、傅葆石),流行歌曲(Andrew Jones),思想史和政治文化(Kirk Denton),历史和创伤(Yomi Braester [柏右铭]),马克思和毛泽东美学(刘康、王斑),后社会主义(张旭东),‘跨语际实践’(刘禾),语言风格研究(耿德华),文化生产(Michel Hockx [贺麦晓]),大众文化和政治(王瑾),性别研究(钟雪萍),城市研究(李欧梵),鸳鸯蝴蝶派和通俗文学(陈建华),后殖民研究(周蕾),异议政治(林培瑞),文化人类学研究(乐刚),情感的社会和文化史研究(刘剑梅、李海燕)等。与此相应的是文化研究的大行其道,试图综合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,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,做出全面观察。在所有这些议题中,以电影或广义的视觉研究所受到的注目为最。

王德威在序言中的进一步总结,让我们很清晰地理解了这种研究范式转变的根本,即从文本自身转而关注文学和文化的外沿关系,诸如性别、族裔、主体、情感、日常生活、离散、国族、主权、霸权、帝国等等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,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变成了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,并且他们对以往文学史研究强调经典大师的贡献——这种“大叙述”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。

由这次会议的报告内容可以看出,当前研究试图综合的已不仅限于“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”,自然科学也被纳入进来了,但不是将科学与文学作生硬的联系,而能够拿出切实的论据,的确很有道理,好像过去确有许多东西被传统的文学研究所忽略了。

传统的文学研究,关注文学文本,以作家作品为大,也追踪其历史文化脉络,涉及理论的关照,有古今中外的比较,但所有这些都仅被视为背景资料和工具加以运用,落脚点还是文学文本,更重视对其内在审美价值的阐发。在传统研究范式中,一般可以纳入研究范畴的,往往是那些被主流文学史认为具有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作品。这就导致了某种遮蔽,文学的整体面貌无法得到还原。而王德威所提及的90年代以来的转向,实则是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了“文化”上,在文化这张大网中,作家作品不再占据大大的中心,而缩小为其中的一个点。广告、新闻、版画、插图、摄影照片、流行歌曲、电影作品、电影公司、电影院、咖啡馆……所有与文化有关涉的内容,都可以装入这个大箩筐,成为阐述的对象。这种新的研究范式,视野开阔,还原了一个完整的文学及文化面貌。作品的审美价值,也不再是研究聚焦的点,深刻的文化内涵更为学者所关注。比如,我们看当代的烂片,《前任攻略》、《后来的我们》这种不具有深度的电影,往往吐槽一番也就过去了,要进行审美层面的解读,实在做不到,可是敏锐的电影研究学者却从中看到一个文化现象,即“前任”话题,似乎近年的电影十分热衷于叙说前任故事,展现前任形象,只要前任一出现,现任立马失去光彩。我们过去曾经羞于谈及感情经历,以前任为耻,现在却好像反过来了,前任成为值得炫耀的感情资源。由此梳理出一条荧幕上的妻子/女友形象发展变化的线索,再进行一番理论提升,展现背后的文化变迁,关照当下问题。这样的研究,的确令人叹服。

这种学术前沿的影响,在几年前的硕士选题中已经有明显的体现。他们的选题关涉文学与建筑、文学与新闻媒介、文学与科学,文学中的视觉文化,文学中的听觉文化,各种新奇的角度层出不穷,跨学科的操作成为一种研究时尚。不过跨文化的研究,需要更宏观的理论视野,操作起来更有难度,硕士选题似乎并不明显,仅在论述中有所涉及。

另一方面,也有学者表达了对于这种范式转型的隐忧,这也是他从国外回来以后一直存有的困惑:现在做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少了,大家谈丁玲不会就谈丁玲,谈鲁迅也不会只谈鲁迅,作家作品不再是讨论的中心,当各种学科都被打通了,文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吗,做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人,饭碗还保不保得住?这番隐忧在会议的闭幕环节被轻轻带过,没有得到回应。却令我想到之前在一本名为《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》一书中的一段话:

米勒还认为全世界的文学系的年轻教员离开文学研究,而转向理论研究、后殖民研究、媒体研究、大众文化研究、女性研究、黑人研究等,也是文学行将消亡的最为显著的征兆。

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,其背后的问题,恐怕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文学边缘化现象。至于“行将消亡”的论断,我以为不必过于消极,至少目前看,无论如何跨科学和跨文化,文学研究者并没有离开文学这个对象,我们的导师们在强调跨“界”的同时,总也不忘叮嘱一句,文学还是根本,文本细读仍然是文学研究者必须打牢的基本功。此外,我联想起一位学者(蒋述卓)所提出的“文化诗学批评”的方法,他的研究也是将文学置于文化层面考察,但同时也强调对文学内部审美价值的重视,似乎有意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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